自从1983年国家层面首次提出“各类职业技术学校在校生与普通高中在校生的比例大体相当”的政策目标以来，“职普比”这个概念以及保持“职普大体相当”的要求，就已深深地融入到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历史进程，并在事实上成为职业教育国家顶层设计中具有基础性地位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点，在有关职业教育的各项政策文件中很容易就能得到验证，并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文本中以“教育体系基本框架示意图”的形式非常直观地呈现出来。

从2003年到2016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高中阶段教育”相关数据（统计口径相同）来看，国家层面的“职普比”（以当年招生数计）从2003年的36:64逐渐提高，到2009、2010年达到最高点46:54，后又逐年下降，到2016年又降至37:63。如果以在校生数来计算“职普比”，其数值则更低一点。这些数据本身不能说明多少问题，但有三点大概还是可以得到确认的。其一，“职普比”的确很重要。虽然在多数年份中远未达到“大体相当”的目标，但也正是在“职普大体相当”这样的政策要求下，才推动和形成了当前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基本格局，初步建成以中等职业教育作为基础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框架。其二，“职普比”并没有想象中的重要。与最高时的2010年相比，2016年职教比例下降近10个点，但大概谁也不能说职教发展出现倒退。恰恰相反，这几年正是职业教育内涵全面提升、发展成效全面彰显的时期。其三，“职普比”的政策作用正在弱化。如果将前面提到的相关数据做成折线图，在2010年就会很清晰地呈现出一个拐点。无论是对政策设计来说，还是对职业教育发展而言，或是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进行考量，这个拐点的出现似乎都有点那么不合时宜。这在一个侧面说明了“职普比”的政策引导和推动作用正在弱化。部分地区“职普比”的严重失调，部分中职学校招生的严重危机，就是这种作用弱化的最好实证。

一直以来，关于“职普比”每年都会引发很多讨论甚至争议。有人认为，“职普比”的提出没有科学依据。有人质疑，“职普比”妨碍了学生的教育选择权。有人提出，“职普比”的要求执行不力、效果不彰。有人戏言，本科持续扩招下，中职的今天就是高职的明天。等等。这种讨论或争议当然是有价值有意义的，但在讨论或争议背后，我们似乎都不知不觉地给自己预设了一个基本立场，那就是：职业教育是低人一等的教育类型。

我们需要反思的是，为什么大家都会下意识地作这种立场上的预设。而这，大约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进行梳理。从职业教育内部看，体现出来的是一种不自信。产教融合不深，校企合作不紧，办学基础能力不强，人才培养质量和社会服务水平还不能完全适应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等等，都是客观存在的普遍事实。虽然20多年来，职业院校在内涵建设上实现了飞跃式提升，但面对产业发展，面对企业需求，面对政府预期，面对生源危机，面对就业困境，职业院校还是深深地陷入到一种不自信境地。这种不自信，最明显的外在表现就是对学校升格的极度渴望。从职业教育外部来看，体现出来的则是知行不一。于国计民生而言，职业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这一点也似乎无需讨论，因为目之所及、耳之所听，没有人认为职业教育不重要。但就教育行政部门来说，在资源仍然十分有限的情况下，优先向义务教育、普通高中、学前教育等民生意义更大的地方配置，显然是决策者的必然选择。其他政府部门同样也是如此。就社会用人导向来看，对高学历的追求已经是机关事业单位和各类企业的常态，职场上针对职业院校毕业生的各种“玻璃门”还是非常普遍。这些，当然会对学生和家长在职业教育的认知上给以强力的负面引导。这种知行不一，有客观的实际情况带来的，有从众心理和行为影响的，很难一一归因，但骨子里渗透出来的，还是对职业教育深深地歧视。

“要把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更好支持和帮助职业教育发展，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实人才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就加快发展职业教育所作的重要指示，为我们重新审视和思考“职普比”问题提供了重要遵循。

笔者以为，至少有三个方面需要我们认真把握。其一，职教发展仍然需要“职普大体相当”的政策予以支持和保障。经过多年改革和发展，职业教育办学基础能力得到了极大改善和提升，整体上正在全面进入内涵式发展阶段。在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职普大体相当的政策要求，有利于推动职业教育内涵建设，有利于夯实现代职教体系的基础，有利于促进职业教育的创新发展，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其二，“职普比”是可以根据区域发展实际不断优化和调整的。我们常常忽略的是，与“职普大体相当”政策相配套的，是高职院校在地级市、中职学校在县区的全覆盖。办人民满意的职业教育，既是地方政府的职责所系、使命所在，也是地方政府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不断优化教育结构，加强支撑本地产业发展的技术技能型人才队伍建设，在教育适应产业转型升级和适应人民群众现实需求之间作出适当、必要的权衡，显然是地方政府需要认真和审慎考虑的。也许，在不久的将来，“职普比”是会不断提高甚至有望真正实现“大体相当”目标的。其三，纠结“职普比”不如集中精力办出高质量的职业教育。就职业院校而言，内涵建设、提质增效是发展题中应有之义，这里就不再赘述。但办高质量的职业教育显然不是仅仅依靠职业院校就能做到的，还需要地方政府的统筹主导和职能部门的引导推动，重点破解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中的一些新老难题。比如院校均衡发展上，生均经费拨款制度落实后，因地方政府财力不一，公办职业院校之间实际上正在不断增大的投入差距亟需消弭。比如产教融合上，创新的制度保障、合适的体制机制，需要地方政府以一种责任担当来做好区域统筹。比如体系衔接上，加强中职、高职与本科、专业学位的衔接，彻底打通技术技能人才成长通道，健全和完善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需要教育行政部门在更高站位上发力推动。比如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上，《关于提高技术工人待遇的意见》等文件精神的全面和有效落地，切实增强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和认可度，还需要地方政府和众多职能部门的协同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