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信息技术“从根本上决定了教育的未来”。对于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而言，其本质是推动大数据、物联网、5G、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集成式嵌入，通过数据智能驱动，重塑职业教育的供需关系，增强职业教育供给的可追溯性、可预测性、可度量性和可评估性，继而全面提高职业教育的服务能力和社会适应性。本文试图从分析职业教育与市场的供需矛盾出发，探讨破解供需矛盾的数字化转型战略及其实现路径。

一、供需矛盾：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瓶颈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职业院校办学条件显著改善，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明显增强，尤其加快了推进专业升级和数字化改造的步伐。然而，职业教育发展的质量总体上还不高，社会适应性还不强，存在较为突出的供需矛盾。

（一）职业教育人才供给与市场需求结构性失配

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和发展仍面临“技能人才数量不足，供需矛盾突出”的严峻问题。据2021年的调查，“近七成企业面临用工荒挑战，55%的企业蓝领用工荒表现为技能蓝领或普工短缺，24%的企业则表示其所有蓝领岗位员工都存在用工荒现象，我国高端技术人才的缺口达到上千万人。”当前，数字化转型已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以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为主要特征的数字经济成为我国抢占未来发展的制高点。数字经济改变了劳动方式，产生了机器人工程技术人员、商务数据分析师、数字化解决方案设计师等新职业，并从技术技能角度分化了就业群体，对职业教育人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了新挑战和新要求。尽管国家职业教育专业目录积极响应了新技术、新经济、新业态的发展，但是具体到各区域、各职业院校，专业设置对接产业需求还存在一定差距。在职业技能培育方面，需求和供给两者之间匹配度不高甚至错配，部分职业院校提供的技能类型与行业企业生产需求出现错位，服务业等技能培养培训呈现饱和，而制造业领域的工业技能培养培训则明显不足。国家《“十四五”职业技能培训规划》指出：“职业技能培训难以适应数字技术、人工智能发展要求，培训基础能力薄弱，针对性有效性需要进一步提高，支持服务体系亟需完善。”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供给侧看，其问题源于“迄今为止，我国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还是以理论知识为中心的，而不是以职业要求为中心的”；从技术角度看，则是职业需求的大数据未能及时、全面地传导至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供给侧。

（二）职业教育教学供给与师生需求契合度不高

首先，教学服务学生高质量学习不足，职业院校推动学生向“学习者”身份转变上的有效办法不多，提供的学习环境、学习资源等支持性服务不够，乃至于给予社会一种刻板印象——职业院校不是学习的好地方。其次，教师发展水平不均衡，职业院校之间、不同省份职业院校教师发展水平分化十分严重，不同办学类型职业院校在教师发展水平上同样存在着较大的分化。这种分化导致学校间、区域间职业教育质量差异很大。最后，教师教学缺乏实用、易用和好用的教学资源、教学模式、教学评价方式等要素支撑。其中，在教学资源方面，专业教学资源库的覆盖面还不够广：一是以高职为主，中职资源库少；二是一般性的文本、图片和视频资源相对较多，而适合技能实训的虚拟仿真类资源少；三是课程覆盖率还有待提高，很多师生需求强烈的专业课程资源尚未开发，资源更新迭代的进度也比较缓慢；四是企业实践案例和优质资源转化为课程教学资源少，融入教学过程少。在教学模式方面：一是信息技术撬动“理实一体化”教学创新的作用发挥还不显著；二是信息技术环境下行动导向教学模式、情景化教学模式、项目化教学模式、面向实训教学的虚拟仿真教学模式等创新和推广应用力度不够，无法持续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提高教师的教学效能。在教学评价方面：一方面，多元评价、增值评价和成果评价等理念缺乏简单有效的实施手段和策略支撑；另一方面，对专业课程学习中学生德育、智育和美育方面的过程性表现和阶段性成果缺乏有效的数据收集、分析和反馈。

（三）职业教育治理模式供给与现代化需求差距明显

职业教育治理模式供给尚不能较好地契合职业教育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需求，“与加快推进依法治教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要求相比，职业院校在管理理念、能力和信息化水平等方面仍有差距”。其一，职业教育内部治理存在顶层设计、部门规划与落地执行之间的衔接不够，部门之间信息壁垒严重，信息数据难共享、信息处理难协同，教师、学生等主体的利益兼顾不够，参与学校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不高等问题。其二，职业教育外部治理存在政校企之间信息不对称、权责关系不明确，职业院校办学自主权不足，利益表达缺乏有效渠道，企业缺乏对职业教育的准确理解和体系性把握，参与职业教育办学动力有限等困境。其三，职业教育治理缺乏成熟的评价指标与分析模型，缺乏基于证据的职业教育治理规划、治理主体、治理结构、治理过程和效果评估，无法实时汇聚职业教育治理过程中产生的各种信息和数据并形成数据闭环，继而通过有效反馈不断改进治理方式，优化治理流程。

归纳起来，当前职业教育发展的主要矛盾是“质量”上的矛盾：市场、企业、社会公众和学生对高质量职业教育充满期待，“需要”呈现出多层次、多方面、多样化的特征，而职业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供给不精准不优质仍是一个较为突出的现实问题。从信息论和控制论的视角看，“受供给侧与需求侧间信息获取陌路化、信息传播平行化、信息管理割裂化等影响，供需双方因信息沟通不畅而出现信息不对称和信息结构性失衡等问题，这也是导致职业教育供给侧结构性失调、要素错配扭曲的重要原因”。数字化转型为破解职业教育供需矛盾提供了“数据驱动”的新思路，通过数字化转型来重塑职业教育供需关系是职业教育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必然选择。

二、供需重塑：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本质要求

成功的职业教育数字转型始于对师生和企业数字消费行为和偏好的理解，“教育需求引领教育数字化转型”。从需求端看，职业院校师生、管理者、企业等主体有差异化的教学、学习、服务和人才等需求；从供给端看，职业教育应着力在数字化转型的框架下为业务赋能、为师生赋智和为企业赋利，推动教育产品迭代更新、教育模式集成创新和教育评价方式创新，发挥市场在职业教育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提高职业教育供给质量，从而重塑职业教育供需关系，增强职业教育的服务能力和社会适应性。

（一）为业务赋智：数字化转型重塑职业教育供需的着眼点

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首要任务是利用智慧化的技术改造业务流程，重塑职业教育教学、管理与服务等业务的供需新生态。

首先，利用“智慧+”理念，改造职业教育业务流程。智慧化是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核心理念。业务数字化以业务需求为导向，使数据化、智能化、人性化和韧性化等数智思想与职业教育业务场景应用深度融合，其目的是“将所有流程与数字结构相结合，并在任何地方采用自动化”。因此，职业教育业务数字化要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基础，以场景重建、数据驱动为抓手，基于业务、面向服务，为师生和企业等业务对象打造一站式、可扩展的智慧业务平台，实现“无纸”办公、“掌上”预约、“一体”联动、“一键”响应和“一网”服务的智慧化业务应用，简化业务流程、减低业务成本、缩短服务周期。

其次，利用“网络+”思维，累积职业教育数据资产。根据T/AIITRE 10001—2020《数字化转型参考架构》中的描述，数字业务包括数字资源服务、数字知识服务和数字能力服务。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关键环节是数据价值化，具体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提供完善的数据资源服务，为职业院校、政府和企业提供有关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科技研发、社会服务等方面的数据查询、数据处理、数据统计与分析、数据变现等服务；二是提供完善的数据知识服务，将分散在不同计算机和应用系统等终端的职业教育数字资源聚合起来，促进知识在职业教育相关主体之间的共享，提高跨组织、跨部门的职业教育知识生产效率，降低集体行动的成本，避免重复劳动，改进工作流程并提高沟通效率；三是提高与主要业务相关的数字能力，包括数字教学能力、数字管理能力、数字教育产品开发能力、数字化教学模式优化能力等，并构建相应的能力提升与管理数据库。

最后，利用“数据+”治理，提升职业教育业务效能。一方面，通过信息平台建设打破职业院校内部之间、与企业之间、与政府之间的数据孤岛，充分借助数字化新技术，让数据贯穿职业教育教学、管理与服务全流程，激发职业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内生动力，驱动职业教育服务效能提升。另一方面，职业教育治理相关主体应养成数据思维，构建“用数据说话、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决策、用数据创新”的“数据+”治理新模式，实现精准化、精细化和精益化治理，促使数字化技术从辅助管理到变革管理，从数据存储、传输为主到数据整合、利用为主的智慧化应用的全面转变。

（二）为师生赋能：数字化转型重塑职业教育供需的着力点

首先，数字化转型赋能教师教学创新。一方面，通过迭代创新促进包括教材、教学媒体和资源在内的数字教育产品供给的规模化和优质化。扩大职业教育专业资源库建设的范围，提高数字资源开发质量，做到中高本职业教育专业课程全覆盖，为专业课教师提供可借鉴、可二次开发的开放式新形态教材和数字化教学资源，尤其要加大AR/VR和人工智能等技术支持的企业实景式实训操作资源。另一方面，通过集成创新促进教学模式供给的多样化和智能化。探索智慧教学场景中“理实一体化”“行动导向”教学理念下的互动式教学、虚实一体化教学、生成性教学和“线上线下”双融式教学模式。同时，计算机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实现观点提取、文本语义对比、语音识别和语法纠错功能，为教师创造智能化作业批改模式。这不仅能有效分担教师因大班教学而指导不到位的教学压力，也能将教师从批改作业的繁重劳动中解放出来，从而有更多精力推动课堂革命。

其次，数字化转型赋能学生深层学习。让学生从“学生”向“学习者”转变是数字化转型的核心关切，其基本途径是使学生产生深层学习。“表层学习涉及对观念或事实的认知和理解。相反，深层学习的两个过程——关系加工和精细加工——造成了思维性质的变化。”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可以根据学生的历史学习数据来预测学生未来的学习表现，并根据教学目标智能化推荐最适合学生的内容，从而高效、显著地提升学生的学习效果。另一方面，为每位学生配备具有拼音、手写、语音和手势等多种输入识别功能的平板电脑，不仅安装虚拟仿真软件、思维导图及各类专业学习工具，也匹配对应的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电子教材、任务书、实训操作指南、常见问题答疑手册等丰富的教学资源和学习策略，为学生深层学习提供不同类型的支架服务。

最后，数字化转型赋能师生高效互动。高效的师生互动最终落实在教学评价与反馈上。智慧课堂将师生课前、课中和课后，校内教学空间、企业实景空间和虚拟仿真空间的交互时空有机链接，智能检测设备还能对课堂进行跟踪式的实时观察记录，将教师的教、学生的学、师生的互动等信息全场景记录下来，经过后台的数据汇聚和分析生成课堂监测报告，形成课堂教学画像，为课堂效果评价、精准化教学反馈和教学改革提供了最准确的现实依据。大数据技术和区块链技术的融合使用，对学生学习表现、成绩、各类竞赛获奖、技能证书和工作经历进行不可篡改的可信记录，并通过数据分析，更好地实现基于证据的增值评价。

（三）为企业赋利：数字化转型重塑职业教育供需的着重点

促进与技术创新相关的技术人才高效供给、技术知识有效生产与及时转化是数字化转型重塑职业教育供需关系的着重点，其本质是将“技术红利”转化为“企业红利”。

一方面，促进校企职业教育人才的精准匹配。通过建立区域职业院校、行业和企业人才供需信息共享平台，通过大数据分析的可视化，攻克技术技能人才供需信息不对称的顽疾，解决人才供需的结构性矛盾。其一，行业企业动态发布技术技能人才的类型需求、层次需求和能力需求，精准描述职业岗位、工作环境、待遇区间和企业文化，帮助职业院校了解市场供需状况，科学设置和调整中职、高职和职业本科专业，优化人才培养方案，深化课程教学改革，亦帮助职业院校学生了解就业形势，熟悉工作环境、企业文化和能力要求，做好职业生涯规划，掌握正规求职途径，筛选适合的岗位信息。其二，职业院校动态发布人才培养与就业信息，在符合安全规范的前提下将技术技能人才档案、专长、成绩等关键信息数据化，建立区域技术技能人才数据库，同时及时发布职业教育政策、职业院校办学特色、专业优势、科技成果、校企合作需求等信息，为企业人力资源规划与培训、招聘选才、寻求合作伙伴等提供可视化数据，降低企业人才交易成本。

另一方面，优化校企联合科技研发的组织模式。“技术创新是产业演化的根本动力”，数字化转型重塑校企联合技术研发的组织模式，缩短技术创新与产业转化的周期，为企业利润增加提供更多可能性。其一，校企联合建立技术研发共同体的数字化沟通机制，简化沟通流程，提高信息传输速度，使校企双方的技术研发人员、科技管理人员、产品开发与市场测试人员等创新主体之间能实时有效地共享信息、互通创意乃至处理分歧等，共同申报国家和地方科技计划项目，不断提高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缩短技术创新时间。其二，校企双方共享科技研发平台和数据，将科技研发过程中产生的数据作为解决复杂科技问题的关键要素。通过数字技术对校企双方科技人员掌握的研发数据进行深度挖掘、有机整合和智能分析，克服碎片化数据带来的低效风险，更快找到数据之间的逻辑规律，提高科技研发的质量和核心技术攻关的效益。

三、三化协同：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实现路径

要实现为业务赋智、为师生赋能和为企业赋利的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目标，必须涉及技术、组织和体系的全方位变革，应从新型基建协同化、教育数据一体化和适应变革敏捷化等三个方面协同展开集体行动。

（一）新型基建协同化：夯实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技术底座

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首要任务是夯实技术底座，为推进业务数字化和数据价值化提供优化的技术环境和系统生态。

首先，新型基建任务的协同推进。职业教育新型基建任务包括新网络、新平台、新资源、新校园、新基地和新安全六个方面：以5G网络全覆盖为目标的职业院校新型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以互联互通、应用齐备、协同服务为目标的“互联网+职业教育”新型网络平台基础设施建设；以虚拟仿真技术为主导的虚实一体化新型职业教育数字资源基础设施；以数字孪生可视化技术为基础的新型智慧校园基础设施建设；以实现校企双师协同育人为目标的新型信息技术创新应用基础设施和以有效防范网络不良信息为取向的可信安全新型基础设施。这六项建设内容相互关联，互相支撑，其中，新网络、新平台和新安全属于底层信息技术基础设施，是支撑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根基，新资源、新校园和新应用是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主要场景，为职业教育师生提供直接的数字化业务服务。

其次，新型基建主体的协同合作。职业教育新型基建涉及政府、职业院校、企业和第三方四大主体，应形成“政府牵头、学校主导、企业与第三方组织参与”的治理结构和“政府监督、学校实践、企业服务、第三方组织评价”的协同共建模式。政府投资是职业教育新型基建的主要经费来源，亟待建立教育部门牵头、发改委、网信、财政、金融等部门参与的协同推进机制，保障科学合理的顶层设计与充足的经费投入，同时承担监督管理职责。职业院校是新型基建的需求方，主导学校新型基建的方向和内容，并充分利用新型基建的成果分步实现数字化转型，以及在实践的基础上开展反思性研究，不断优化新型基建内容和流程。企业包括与职业院校合作育人的企业，也包括为数字化转型提供技术和服务的数字技术企业，前者可在校企合作的框架内为新型基建提供资金、场地和设施支持，后者主要为新型基建提供解决方案、技术支持和运维服务。第三方组织负责对职业教育新型基建进行绩效评估。

最后，实现新型基建的思维变革。新型基建的协同化要求从简单思维到复杂思维的变革，突破线性思维的局限，以关系思维、辩证思维和系统思维推进新型基建，使职业教育新型基建“能够进行联接、背景化、总体化，但同时也能够看到特殊性、个别性、具体性”，能够把职业教育新基建作为整体，同时与其中的每一项建设内容和建设主体内在关联，能从不同维度预设整体与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并能处理新基建过程中经验积累与理性认知双重深化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逻辑矛盾。

（二）教育数据一体化：破除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数据壁垒

在业务数据化基础上实现数据价值化是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基本思路，其根本前提是相互关联的各类数据一体化，即“通过共享或合并来自两个及以上应用的数据，创建一个具有更多功能的数据服务”，继而构建数据的价值链条和价值网络。

首先，建立职业院校数字化协同运营平台，为师生提供一体化数字业务服务。通过一体化云原生的数字技术底座，在职业院校内实现全领域、全业务、全人员和全过程的数字化链接，创造一种全新的业务数字化运行模式，提高各类资源的配置质量和利用效率。通过统一门户管理，将统一身份认证系统、教务/科研系统、线上教学平台、学工系统、校企合作管理系统等不同业务功能的数字化平台或系统统一到数字化协同运营平台。统一数据接口标准，实现多个独立异构系统的数据集成共享，发挥各个专业系统的深度应用优势，避免信息孤岛，打通从招生到就业各个管理环节的数据壁垒，为各个部门之间架设数据共享、有效流通和高效反馈于一体的业务协同生态圈。同时，加强职业院校之间、职业院校与企业之间的资源共建和数据共享，在市场需求分析、人才培养、教学改革、学生管理等核心业务方面建立跨院校、跨业界的信息共享机制。

其次，加强教育数据全生命周期管理，推动教育数据从资源到资产的价值转化。对教育数据进行全生命周期管理，需做好四个环节：第一，盘点教育数据资产现状。围绕产业链、人才链的需求，聚焦教育链和创新链的改革，以促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提高职业教育社会适应性为目的，对各类教育数据进行全面盘点，绘制体现业务强关联的教育数据图谱，让职业教育生态系统内的不同主体能直观地、快速查找和使用所需数据。第二，做好教育数据建设规划。职业院校要统一制定数据集成、开发、利用和评价的规划，标准化定义数据规范，保证数据校验与处理需要的数据口径一致，提高数据质量，确保数据可用、能用、易用、好用，形成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的数据驱动服务模式。第三，规范数据流动共享。建立职业院校内部、院校之间、校企（行）之间的数据共享制度，内容涉及数据共享的目标、范围、程度和过程管理等，逐渐完善教育数据录入、审批、传输、整合、分析、使用和评价等数据共享相关流程规范，强化数据分级分类，明确数据权属。第四，推动数据价值实现。开发使教学、学生管理、招生、就业、职业规划等业务数据图形化的活动策划与效能分析工具，全面提升数字化平台的自动化执行、评估和迭代能力，确保教育数据价值的持续释放。

最后，加强各部门员工的数字化能力培训，提高数字化协同工作效益。职业院校招生、教学、学工、后勤、人事、网信等各业务部门以及企业相关部门应深度参与数据一体化项目建设，密切配合学校数字化转型工作小组、数字化技术与服务供应企业，选派教师和业务骨干人员参加数字能力培训，提高数字技术运用及改进业务流程的能力，养成数字思维习惯，切实承担业务数字化需求分析、数字化协同办公平台的方案设计和结构功能讨论、数据上传、整合与分析等技术功能的测试演练及数据一体化项目建设验收测试等重要任务，提高跨部门、跨组织的数字化协同工作效益。

（三）适应变革敏捷化：完善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响应机制

敏捷化或敏捷性是一个组织管理学的概念，它是组织“实现灵活性和对快速变化的客户需求的响应能力”，也代表了组织“提供高质量产品和服务的能力”，而“信息技术可以启用和约束组织敏捷性”。数字化转型有利于职业院校追踪产业发展和市场走向，更迅速地响应教师、学生以及企业的需求偏好，快速改进和开发新的职业教育产品和服务。

首先，完善专业动态调整机制。职业教育是专业教育，专业设置与调整是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响应市场需求的首要观测点。一是坚持质量为本，淘汰布点过多、转型速度慢、人才培养质量低的专业。职业院校要加大力度淘汰不契合区域产业发展趋势、不符合学校办学定位和缺乏高水平专业链群支撑的专业，强化专业的行业特色、地方特色和学校特色，走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专精特新”的专业建设之路。二是充分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优势，建立区域（省域或跨省）专业建设共同体。搭建专业共同体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在资源共建、教师共享、课程互选、学生互换和学分互认等方面形成优势资源互补、办学空间共享、教学改革协同的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新生态。三是加强专业内涵建设，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根据专业数字化转型的新要求，对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课程体系、“双师型”教师队伍、实验实训设施、校企合作等教学要素进行重新梳理，提高教学要素精准服务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能力。

其次，重构职业教育业务模式。针对数字化形塑的产业转型升级和社会形态变化，职业院校应联合企业以合理的成本水平迅速创新并推广职业教育业务模式，从而满足师生员工和市场的需求。一是创新并推广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一方面，以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技术技能人才职业能力升维和全面发展为目标，对接企业生产场景、流程和工艺的数字化改造，以典型工作任务为载体，以岗课赛证融通为手段，重构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另一方面，以智慧化教育场景改造为抓手，促进学校课程教学、实操实训与行业企业典型生产过程数据互通，实现教学场景可视、双师远程互动、工学有序交替和数据实时监测，推动学校人才培养与企业人力开发的场景共用、资源共建与数据共享。二是创新并推广职业教育教学模式。精准实时把握教师和学生的需求，高效开发和配置数字化教学资源，推动教与学的信息技术支持服务柔性化。用“虚实一体”的技术融合支撑“理实一体”的内容融合，推动线上与线下、校内与校外、实景与虚拟等多维度教学空间互动变革。校企专家联合开发立体化的工作手册式、活页式教材，虚拟仿真软件及其教材资源，优化教学过程和学习活动设计，形成以信息技术场景、平台和资源为支撑的项目式、情景式、模块化、游戏化和沉浸式教学新模式。三是创新并推广职业教育治理模式。围绕职业教育设置的各种信息平台是职业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点，疏通职业教育内外各部门的“数据烟囱”，通过数据资源的实时调动、精准匹配和有效整合，实现职业教育治理的精准化和智能化。推动信息技术全方位嵌入职业治理流程，开发数据实时监测的“可视化”手段、多元主体协商的“平等化”路径和科学研判决策的“智能化”工具，形成数字赋能多主体协同共治的职业教育治理结构。

最后，优化产教深度合作机制。数字化转型促进校企间科技研发、人才培养培训、新业态发展等方面信息的交流互通，也能促进校企内部信息的及时更新和外部信息的深度挖掘，实现知识的双向流动和共享学习。一是通过数字化转型拓展职业院校和企业之间彼此的服务业务。特别是要提升企业深化产品生产、工艺流程改造、咨询服务供给中技术、知识、人才要素的嵌入水平，职业院校深化人才培养、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和教师队伍建设等核心环节中企业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和人才要素的嵌入水平。二是政府牵头，利用5G、大数据和区块链技术，建设容量大、速度快、安全性高的校企合作信息共享平台。通过打造互联互通的校企信息服务平台，在政府、职业院校和企业之间建立科技人才队伍、优势资源、市场人才供需等关键信息的展示空间和交换平台，解决劳动力市场人才供需失配、技能预测不精准、科技研发信息不对称、双师结构师资队伍协同合作难、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模糊等难点、痛点问题。同时，通过信息的充分共享，让职业院校和企业掌握实时动态信息，快速寻找到匹配性高的合作伙伴，更好地形成人才培养的共同体、科技研发的联合体和利益分享的共生体。三是提高职业院校和企业的敏捷意识，重视员工和信息对敏捷性的影响。以满足彼此需求和增强竞争能力为价值共识，通过优化校企合作的组织过程和模式来管理包括现代产业学院在内的产教融合模式变革和创新，通过培育强大的动态能力来解决产教融合中的深度不确定性（如技术创新和相关动态竞争产生的不确定性）所需的组织敏捷性。

四、结语

重塑供需关系是实现职业教育类型化的必要条件，而数字化转型提供了重塑职业教育供需关系的战略、思路和方法。横向看，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为业务赋智、为师生赋能、为企业赋利，满足不同主体的发展需求，体现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纵向看，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是“建立在数字化转换（从模拟格式到数字格式的转变）、数字化升级（利用数字技术和信息改变组织的运作过程）基础上的创变过程”。在技术层面，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强调新技术的深度嵌入；在组织层面，旨在推动职业教育组织流程的改变或新业务模式的创生；在社会层面，则意味着职业教育体系的全方位重构。总之，唯有抓住新一代信息技术所创造的无限可能性，职业教育才可能从供需矛盾的困局中成功突围，全面提升自身的质量和形象。

（信息来源：《中国职业技术教育》）